时间：2023-06-16
更新对象：
1. 王竹总主编：《民法典关联法规与权威案例提要丛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6月版，一套5册：《总则编、人格权编、附则编》《物权编》《合同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2. 王竹主编：《民法典司法解释与权威案例指引全书：含司法解释新旧对照》（上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更新说明：
《民法典司法解释与权威案例指引全书》与《民法典关联法规与权威案例提要丛书》自出版以来，王竹教授团队一直保持每月第一时间更新增补资料，本期为《民商事立法与案例指引》2023年第6期（总第34期）。
第九条【绿色原则】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新增典型案例3个：
《八、青海省某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诉格尔木市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5日）
典型意义：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生态文明转化为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案中，被告在种植地、耕地和地表水流经地周边长期堆存尾矿渣，严重侵害周边生态环境。原告作为土地权利人，对场地租赁方堆存固体废物的行为未尽合理监督义务，在承租方失去联络时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先行承担土地修复治理费用。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及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依法确定租赁双方各自分担修复治理费用的比例，对于教育民事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六：某建设工程公司土地承包纠纷系列案——以绿色执行理念妥善化解468亩林木腾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大能动司法（执行）典型案例》（2023年5月19日）
典型意义：本案中，土地腾退与兑现租金债权、保护生态环境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因被执行人名下除涉案土地上的林木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启动林木拍卖，是常规的执行路径。但是在执行中发现，启动林木拍卖具有以下几个难点：（1）评估成本高。被执行人名下近35万株林木分布在468亩的土地上，品种也不尽相同，评估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都将十分高昂。（2）拍卖难度大。林木由于其地上附着且生长周期长的特性，拍卖难度远超过其他标的物，拍卖成交率畸低。（3）执结周期长。林木拍卖往往会经过一拍、二拍甚至变卖等数个环节，执行周期远超于一般执行案件。尤其本案中村民被拖欠租金已逾两年，采取林木拍卖并不利于系列案件的迅速化解，同时可能激发群体性的矛盾。（4）社会效果差。如果林木流拍，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将无法得到实现。如果林木最终拍卖成交也需面临后续土地的腾退，腾退的工具以及清退林木的存放地点等都需要耗费成本予以确认，同时将不可避免造成生态受损。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崇明法院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工作思路，在执行工作中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理念，紧盯村民权益的落实落地和生态环境保护。通过与涉案土地所在的镇政府积极协调沟通，成功引入第三方对林木予以整体收购，并与申请执行人签订土地流转租赁合同，既优先实现了村民的租金债权，同时在保全林木这一生态资源的基础上，为生态环境保护、涉案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村民的长远收益提供了解决方案，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一、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诉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奚西支堤沿岸属于长江口滩涂，地处我国弧形黄金海岸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位于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与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崇明东滩湿地”及亚太地区迁徙水鸟的重要通道“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毗邻。本案中，被告长期在长江沿岸从事混凝土生产加工，如不及时规制，将造成长江口滩涂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受损。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托驻崇明区河长制办公室法官工作室平台，引导被告先行腾退部分滩涂，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对于被告拒绝腾退区域，依法及时作出裁判，确保滩涂区域全面清退。本案的妥善处理，促进了重要湿地周边的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确保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有效救济，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与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三十六条【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与重新指定】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案例二：胡某某故意伤害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用心做好监护监督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2023年5月24日）
典型意义：监护人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不仅要依法对监护人作出刑事处罚，还应对涉案家庭进行监护干预。如何干预、采取何种方式干预是关系被侵害未成年人未来成长的重要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监护侵害案件、对待“问题父母”时，不能简单地“一诉了之”，更不能将监护人监护资格“一撤了之”。应该全面调查未成年人家庭情况，系统评估监护问题，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监督家庭保护责任落实。能通过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监护等方式改变监护人监护方式，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要充分扎实做好指导帮助工作，为未成年人创造和睦、安全的原生家庭环境。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不宜继续担任监护人的，及时支持相关主体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应注意精准评估需求、找准工作切入点，科学合理施策，持续跟踪巩固。将家庭教育指导与司法办案有机融合，切实保证指导效果。
第八十五条【营利法人出资人对瑕疵决议的撤销权】
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新增典型案例1个：
《姚某某与鸿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某等公司决议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或股东出资协议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期限系股东之间达成的合意。除法律规定或存在其他合理、紧迫事由需要修改出资期限的情形外，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出资期限的决议应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大股东滥用控股地位，以多数决方式通过修改出资期限决议，损害其他股东期限利益，其他股东请求确认该项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一百二十三条【知识产权及其客体】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
（一）作品；
（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三）商标；
（四）地理标志；
（五）商业秘密；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七）植物新品种；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新增公报案例1个：
《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法瑞纳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5期
裁判要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据以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现有技术系其本人或者其授意的第三人违反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义务而公开的技术方案的，人民法院对其基于该技术方案的现有技术抗辩不予支持。
新增典型案例2个：
《费希尔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教具有限公司、上海雅讯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模型作品是指为展示、试验、观测或说明物体的形状和结构制作的立体作品。构成模型作品需具备三个条件：具有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在造型设计上具有独创性；能以有形形式固定的立体造型。案涉商品以组件配以详细安装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步骤图能够搭建成与所附图样一致的立体造型，属于“以有形形式固定”，故构成模型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同样方式生产、销售商品侵害著作权人对模型作品享有的发行、复制等权利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广州茶里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燊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被诉侵权商标标识是作为服务商标使用还是作为商品商标使用，承载该标识的物质载体为服务工具还是商品包装、容器，是判断的重要依据。载体属于服务工具的，应当认定相应商标标识是在服务上使用；载体系商品包装或容器的，则应当认定相应商标标识是在商品上使用。
第一百二十八条【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
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智能电视机开启时开机广告自动播放的，如智能电视生产者同时也是开机广告的经营者，其有义务向消费者明确提示该产品含有开机广告功能，并告知能否即时一键关闭。智能电视生产者对其生产销售的智能电视未提供即时一键关闭功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为维护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智能电视生产者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一百四十六条【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效力】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与赵某某等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的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应当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股权已办理变更登记记载于受让人名下，由于该股权受让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人亦不能以发起人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主张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转让人出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缴纳义务。
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新增公报案例1个：
《张正国诉江苏红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居间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5期
案例要旨：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扰乱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居间合同约定的居间事项系促成签订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该居间合同因扰乱建筑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合同，居间方据此主张居间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一百八十八条【普通诉讼时效】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新增关联法规1部：
《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解释》
第一条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
赔偿请求人知道上述侵权行为时，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之日起计算，但是本解释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条赔偿请求人以人身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其收到决定撤销案件、终止侦查、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再审改判无罪的法律文书之日起计算。
办案机关未作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但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依法应当受理。
第三条赔偿请求人以人身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损害结果之日起计算；损害结果当时不能确定的，自损害结果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四条赔偿请求人以财产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其收到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之日起计算，但是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之后办案机关对涉案财物尚未处理完毕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财产权受到侵犯之日起计算。
办案机关未作出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但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情形，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依法应当受理。
赔偿请求人以财产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生效再审刑事裁判文书之日起计算。
第五条赔偿请求人以人身权或者财产权受到侵犯为由，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之日起计算，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已被依法撤销的，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撤销决定之日起计算；
（二）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有殴打、虐待或者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以及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人身损害的，请求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本解释第三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未作出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请求时效期间自赔偿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人身权或者财产权受到侵犯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不计算在请求时效期间内。
赔偿请求人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相关机关申请确认职权行为违法或者寻求救济的期间，不计算在请求时效期间内，但是相关机关已经明确告知赔偿请求人应当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除外。
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新增关联法规1部：
《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解释》
第八条请求时效期间届满的，赔偿义务机关可以提出不予赔偿的抗辩。
请求时效期间届满，赔偿义务机关同意赔偿或者予以赔偿后，又以请求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或者要求赔偿请求人返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以请求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应当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前提出。
赔偿义务机关未按前款规定提出抗辩，又以请求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诉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第一百九十三条【诉讼时效援引的当事人主义】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新增关联法规1部：
《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解释》
第十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不得主动适用请求时效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四条【诉讼时效的中止】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新增关联法规1部：
《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解释》
第七条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请求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赔偿请求人因下列障碍之一，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请求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其他导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请求时效期间届满。
第一百九十七条【诉讼时效法定】
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
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
新增关联法规1部：
《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解释》
第十一条请求时效期间起算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
请求时效期间按照年、月计算，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请求时效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第二百五十一条【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范围】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新增典型案例1个：
《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华、某财产保险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盐城黄海湿地是我国首处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其生态功能和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黄海湿地纵跨多个行政区域，存在多头管理、管理盲区现象。本案中，人民法院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按照“谁损害、谁担责”的原则，判决义务人全额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判决生效后，鉴于黄海湿地野生动物被撞事件时有发生，人民法院及时向当地交通、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在沿海地区车流量较大、周边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道路设置野生动物出没警示标牌，提醒广大驾乘人员谨慎驾驶，小心避让，以减少车辆对野生动物的伤害。司法建议发出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及时在麋鹿经常活动的路段安装野生动物警示标志10余套。人民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向存在管理和保护漏洞的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积极推动湿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提升湿地保护诉源治理实效，对构建多元共治的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机制具有示范意义。
第三百一十一条【善意取得】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新增典型案例1个：
《霍山信安竹科技有限公司诉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在买受人破产时，管理人决定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可主张取回标的物。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明显减少给出卖人造成损失的，买受人已支付价款不足以弥补该损失的部分，可作为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但是，前述取回标的物的权利和纳入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均建立在标的物存在且能够取回的前提下。如标的物已经加工而发生了性状变化，且加工后的标的物已正常出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出卖人还要求行使取回权和纳入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百九十七条【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无效情形；
（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新增典型案例1个：
《周某某与南京市雨花台区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洪某某、孔某、欧某某服务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消费的权利。在美容美发、健身、餐饮等一些消费领域，经营者出于其营销手段的考虑，经常引导消费者选择预付储值的消费方式。而当服务场所无法保障原有服务质量和服务环境，或当特定服务提供者离职时，消费者的预期目的即无法实现。消费者以此诉请退款的，即使预付卡服务协议中有“不退还”、“不折现”等条款，人民法院也应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的诉请。
第四百九十八条【格式条款的解释方法】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新增典型案例2个：
《傅某某等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故不能要求电动车车主对机动车的认知超出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交警部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已将案涉超标两轮电动车定性为机动车，但实践中又从未将此类车辆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而且，此类车辆也并不属于工信部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机动车。故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存在“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免责情形而主张免责，不能得到支持。
《段某某等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外卖的“众包骑手”虽通过外卖平台投保商业保险并实际支付保费，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受益人都是骑手本人，而非该外卖平台。保险合同并未明确约定，骑手在配送投保平台之外的订单时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免赔。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以骑手在事故发生时所配送的平台订单并非代为投保的平台订单而主张免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百零九条【合同履行的原则：全面履行、诚信履行、生态履行】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新增典型案例1个：
《陈某某与余姚市中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因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合同，在合同未对降税、退税即应调减合同价款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开发商是否确已纳税，以及缴税的具体金额和种类是否发生变化，对于合同约定的固定房屋总价款不产生影响。购房人以国家税率变化为由要求开发商对合同价款予以调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五百八十四条【违约责任的承担：损失赔偿额的认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应当根据协议主体、权利义务约定等内容综合认定。差额补足义务的主体不是所涉投资资金的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的，不属于法律法规所规制的“刚性兑付”。协议双方自愿利用基金的结构化安排以及差额补足的方式就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进行分配的，不能仅以此否定行为效力。差额补足义务与被补足的债务本身不具有同一性、从属性等保证担保构成要件的，应认定构成独立合同关系。差额补足的条件及范围依合同约定确定。
第五百八十五条【违约金的约定及其调整】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新增典型案例1个：
《周某某与余姚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1.合同约定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完成房屋交付，仅由于买房人原因未办理验收交接手续的视为交付。买房人在办理交付验收的过程中提出质量异议，并拒绝签署房屋交接单，双方约定开发商修复后再行交付。但此后开发商一直未履行修复义务，且再未与买受人协商交付事宜，故不能认为其已经完成了房屋交付。2.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约定、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考量，作出认定。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名誉权；名誉】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新增典型案例1个：
《宁波驿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麦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案件》，《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诋毁行为，应综合考量侵权人是否与被侵权人存在竞争关系，主观上是否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存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等多方面因素。经营者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即构成商业诋毁，不因行为人采取了在互联网上“恶意差评”的新形式而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侵害隐私权的方式】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案例五：冯某隐私权保护案——依法支持未成年人维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网络传播未成年人隐私，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精神损害大，严重侵犯未成年人人格权益。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支持起诉职能，以能动司法推动网络保护，既支持未成年人提出隐私侵权之诉维护自身权益，又支持其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并跟进监督落实，帮助未成年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强化诉源治理、注重协同共治，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父母落实家庭保护责任，制发检察建议促推学校健全欺凌防控等工作制度，全方位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成效。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案例六：肖某某、邓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多措并举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具有成本低、获益高的特点，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严惩通过互联网售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强化未检“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注重通过公益诉讼等职能手段，更加有力保护公共信息安全领域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案件办理推动社会治理，加强与网信、公安机关的协作，建立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长效机制，形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力。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婚姻家庭的倡导性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案例一：左某盗窃案——重塑家庭支持体系 父母转变推动孩子改变》，《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2023年5月24日）
典型意义：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影响深远。对于未成年人因家庭教育和监护不当导致认识和行为偏差，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案件，改变家庭环境是帮助未成年人回归正途的重要条件，以父母转变推动孩子改变。在办理家庭因素影响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中，办案部门应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改变监护人教育方式，改善家庭关系，解决未成年人家庭成员角色缺位缺失问题，重塑家庭支持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检察机关、妇联组织、关工委在充分积累个案经验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构建长效工作机制，培养稳定、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人才队伍，使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规范、高质量发展。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赡养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新增典型案例1个：
《6.小思、小乐申请民事侵权纠纷司法救助案》，《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司法救助典型案例》（2023年5月29日）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主动作为，将司法救助与社会资源有效衔接，对农村地区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进行救助的典型案例。父母子女之间具有抚养赡养义务，一方通过诉讼获得抚养费，本来就是充满辛酸的不得已之举，若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陷入生活困难，申请执行人必将遭受感情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对此类情形予以适当救助，不仅能缓解涉案未成年人的急迫生活困难，而且能预防某些人伦悲剧的发生，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救助的同时，积极协调当地民政部门为两名未成年人办理专项补助、号召社会力量进行帮扶，并定期开展回访工作，将法治温暖和社会大家庭的关怀送到两名未成年人心间，充分体现了司法救助救急解难、传递温暖、关心关爱困难人群的功能属性，实现了“当下救”和“长久助”的统一。
第一千零八十六条【离婚后父母的探望权】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案例四：张某某探望权执行监督案——家庭教育指导助力破解探望难题 多方合力护佑离婚家庭子女健康成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2023年5月24日）
典型意义：夫妻双方离婚后，一方拒绝、妨碍、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情况时有发生。父母双方的对立冲突和一方关爱保护的缺失，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孩子在矛盾复杂的父母关系中成为“夹心人”，情感失衡，甚至抑郁焦虑，久而久之，认知和行为会形成偏差。保障探望权稳定、有效行使是保护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然而，探望权人身属性强，仅靠强制执行难以保障长期效果。因此，有必要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帮助未成年人父母转变家庭教育理念，从根本上解决被执行人“不想执行”“不愿执行”的问题。检察机关可将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涉未成年人民事执行监督工作中，通过监督与帮助同步实施，推动家庭保护责任落实，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司法保护。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人的连带责任】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59人非法捕捞、收购长江鳗鱼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院高质量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2023年5月）
裁判要旨：1.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违法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新增典型案例1个：
《八、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作为长江、太湖之间重要的调蓄性过水湖泊，长荡湖生态的健康稳定对环太湖流域水环境安全、湿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侵权人未经批准擅自向长荡湖投放外来物种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及生物安全风险，人民法院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功能，判决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将惩罚性赔偿金用于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科普、法治宣传，在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情形和使用路径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案庭审邀请了多家媒体集中报道，网络同步直播，100多万网友在线观看，提升了公众参与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和湿地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新增典型案例5个：
《一、唐某良等三人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5日）
典型意义：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湖泊，在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阻止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环湖40余条河流及众多泉水形成大面积的高原湿地，成为候鸟迁徙停留和生息繁衍的天堂。青海湖裸鲤，俗称湟鱼，是青海湖特有野生动物物种，在青海湖“水-鱼-鸟-草地”生态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打击破坏青海湖水生动物资源犯罪，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共同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并组织增殖放流，切实贯彻“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有力维护青海湖裸鲤种群数量稳定和生态系统食物链安全，展示了司法守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有益实践。
《二、王某前祁连山森林草原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5日）
典型意义：祁连山绵亘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涵盖森林、草原、冰川、荒漠等，自然资源丰富，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在维系高原高寒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案系因野外用火不慎引发森林草原失火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综合研判案件实际情况与当地生态条件的前提下，采纳专业机构意见，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按照专业修复方案对遭受破坏的林草资源予以植被恢复。同时，考虑到祁连山区域内有多个民族居住生活，民族风俗各异，野外用火频次较高，人民法院前往案发地宣判，以案释法，警醒广大群众提高森林草原防火及安全用火意识，在传承民族风俗文化的同时，共同守护好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取得了“挽救一个人，教育一群人，恢复一片绿”的良好效果。
《七、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5日）
典型意义：大通河系黄河支流湟水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祁连山脉东段，流经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本案中，被告超标排污，违规处置固体废物，造成区域大气和粉尘污染，严重影响大通河流域的地下水质和生态系统，对黄河上游地区的水循环系统及水资源补给造成不利影响。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督促被告落实整改、及时减损、积极修复，监测数据显示整改后已不再具有环境风险，这起社会关注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最终以被告公司自愿接受环保社会组织诉讼请求并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方式得以妥善解决。人民法院遵循自愿合法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一方面严守生态红线，确保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有效救济；另一方面优化多元解纷机制，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助力高质量发展，实现了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有机统一。
《案例七：重庆市永川区邬某渐等8人非法处置含油泥浆污染环境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发布7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2023年5月29日）
典型意义：1.健全完善跨省协作机制，持续加大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页岩气主要可采资源地，而部分钻井平台将现场环境治理及固体废物转运处置委托外包，极易诱发黑色产业链。为遏制此类犯罪多发态势，川渝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总结两地落实打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协作机制的实践经验，于2021年12月会签《四川省、重庆市危险废物案件跨省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重点强化跨区域危险废物案件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省级督办、应急处置、技术交流等工作机制，不断加强个案协同、类案治理和信息通报，切实提升联合打击力度。本案川渝两地办案机关得知线索后迅速行动，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终端为原点，协同开展案件调查、追踪溯源、取证缉捕，全链条成功打击犯罪。2.深入分析行业风险隐患，促进行业企业规范管理。钻井平台对现场的环境治理及固体废物转运处置，大多采取外包方式，由第三方承包商负责。如果钻井平台缺乏对承包商的有效监督制约，就可能存在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及相关企业对从业人员规范操作培训管理欠缺的情况。同时，该行业部分下游企业或个人，为节约处置成本、牟取非法利益，以设立合法工厂为掩护，巧立“资源再利用”“开展实验”等名目，违法接受产废单位委托，非法处置含油泥浆等危险废物，逐渐形成黑色产业链。行政主管部门对危险废物的监管，主要依托产废单位主动申报和现场检查核实，由于混合固体废物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往往未纳入危险废物联单系统管理，其流向存在监管盲区。本案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开展环境修复、促进企业合规管理、进行行业风险分析治理，实现从犯罪治理到社会治理的延伸。
《七、郑某元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福建省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亚热带河口滩涂湿地的典型代表，被列入亚洲重要湿地和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中国重要湿地、中国重点鸟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滩涂湿地、红树林及其自然生态系统，中华白海豚、中华鲟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垃圾倾倒区域，紧邻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案涉人员长期大量违规倾倒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不仅造成土壤和水污染，也直接威胁到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其中洛阳江原生红树林、桃花山海滨水禽两大生态核心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破坏周边湿地自然生态景观和海丝文化景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情、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根据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法从严判处被告人自由刑及财产刑；同时准确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认定相关涉案人员依法连带承担环境修复等费用，有力彰显了人民法院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司法担当与价值导向。人民法院积极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则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与行政机关协同推进环境治理的有益实践。
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损失和费用的范围】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
（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新增典型案例3个：
《案例六：江西省南昌市戴某兵等3人非法处置“副产盐”污染环境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发布7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2023年5月29日）
典型意义：1.准确打击“副产盐”黑产业链。化工行业尤其是石化、制药、精细化工等行业，每年产生大量废氯化钠盐、废硫酸钠盐等“副产盐”，个别产废企业为降低处置成本、牟取非法利益，勾结、放任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个人对危险废物类“副产盐”进行非法处置，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此类案件的侦办难度普遍较大，本案围绕危险废物的性质、来源、流转、处置等问题，对案件串并深挖，实现对非法提供、收集、处置危险废物行为的黑产业链准确打击。2.积极探索“先鉴定后付费”机制。司法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鉴定费用高昂往往是制约司法办案的难点问题。本案中，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推动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用账户，作为“资金池”统一接收、保管各类环资案件赔偿及修复资金，统一支付生态修复、司法鉴定等费用，为环境资源案件办理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探索运用“先鉴定后付费”机制办理重大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为推进案件高效办理提供了参考借鉴。
《六、姜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安徽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是淮河流域保存较好的一块平原沼泽型草本自然湿地，是鸟类的天堂，栖息于此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三种，安徽省一级、二级保护鸟类共十余种。被告人用投放有毒饵料的方法非法捕猎、杀害鸟类，不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身，而且给湿地生态环境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人民法院同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最严法治观在环境资源司法中的具体体现；同时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有效发挥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势。此外，考虑到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周边乡镇、村庄较多，人民法院在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位置竖立警示教育牌，并将被告人缴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购买鱼苗在该地增殖放流，起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判决生效后，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作为蚌埠市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法院与蚌埠市禹会区、淮上区人民检察院、安徽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协作协议，加强湿地协调保护力度，将湿地资源保护从末端前移到诉源、治未病，共同营造保护湿地的良好氛围。
《九、湖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清县某绢纺塑化公司环境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件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5月31日）
典型意义：下渚湖湿地是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多样性高、原生状态保持最完整的天然湿地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价值。本案被告公司在下渚湖湿地周边水域排放污染物浓度超标的工业废水，严重污染水体和湿地。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同时，判令本案被告承担支付生态损害赔偿金责任，切实贯彻“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坚持生态修复优先，积极引导被告购买湿地碳汇，并将碳汇认购金定向用于构建以沉水植物群落为核心的湿地生态涵养系统，提高下渚湖湿地水系自我净化和碳汇功能，保障湿地生态功能和可持续利用，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
新增法律法规文件简称——全称对照表*
简 称 | 全 称 | 最后一次公布时间及文号 |
《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解释》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 2023年5月23日法释[2023]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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