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竹主编·民商事立法与案例指引 2025年第12期（总第68期）

更新对象：

1. 王竹总主编：《民法典关联法规与权威案例提要丛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6月版，一套5册：《总则编、人格权编、附则编》《物权编》《合同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2. 王竹主编：《民法典司法解释与权威案例指引全书：含司法解释新旧对照》（上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更新说明：

《民法典司法解释与权威案例指引全书》与《民法典关联法规与权威案例提要丛书》自出版以来，王竹教授团队一直保持每月第一时间更新增补资料，本期为《民商事立法与案例指引》2025年第12期（总第68期）。

第三十六条【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与重新指定】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李某诉庞某抚养纠纷案——直接抚养人的暴力管教，应认定为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中国反家暴典型案例之六》（2025年11月21日）

典型意义：1.暴力管教应被认定为家庭暴力。父母不能以爱和教育之名对子女实施暴力，暴力管教具有违法性和危害性，势必会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未成年子女并非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发展。经常性谩骂、殴打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已超出父母正常教育子女的合理限度，亦严重背离了家庭教育的本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所明令禁止。

2.抚养人在抚养未成年子女期间实施家庭暴力，应作为确定抚养关系的不利因素予以否定性评价。父母的暴力行为不仅会严重伤害亲子关系，而且会对未成年人身体和心理带来双重伤害，导致未成年人出现恐惧、焦虑等情绪；长期生活在暴力环境中，未成年人会习得暴力行为模式，成年后更容易成为施暴者。据此，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看，实施暴力管教的抚养人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必然影响未成年人人格的正常发展，因此符合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应当及时变更抚养关系。

3.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要求，决定监护权和探视权时应考虑受害人和儿童的权利和安全。本案将直接抚养人对未成年子女的暴力管教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并作为确定抚养关系的不利因素予以否定评价，判决变更抚养关系，积极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国际公约要求。

第一百三十二条【禁止权利滥用】

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新增典型案例5个：

《涉“行车记录仪”专利恶意诉讼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之一》（2025年11月19日）

典型意义：损失，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一是“损”，二是“失”。对于恶意诉讼的被起诉人，既要看到其受损的一面，比如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又要看到其失去的一面，比如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因规避法律风险而主动放弃的商业机会等。通俗而言，就是既要看到其“本来不该有却有了的支出”，又要看到其“本来该得却没得到的收入”。

　　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的付出成本之低与被起诉人的损失程度之高“严重失衡”，这一点令被起诉人“深恶痛绝”却又“深感无力”。由于恶意诉讼者的动机可能是阻挠他人发展，因此，即便法院判其败诉、令其赔偿一定数额，只要这个数额不足以覆盖被起诉人的损失，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恶意诉讼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得逞了。

　　而该案最大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给恶意诉讼的赔偿责任“划范围”，即“全面赔偿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其理论基础，即“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这一原则的适用有其具体标准，即“审查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该案二审判决指出：“恶意诉讼发生后，被起诉人因担心侵权行为扩大，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行为主动放弃商业机会，拒绝客户的合同或订单，由此遭受的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与恶意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起诉人有权要求起诉人赔偿。”

尽最大努力实现起诉人赔偿范围与被起诉人损失范围的“重合”，不能让恶意起诉人“输了案子，赢了里子”，更不能让被起诉人“胜了官司，败了公司”。在治理恶意诉讼的司法历程中，该案具有典型意义。

《涉“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之二》（2025年11月19日）

典型意义：该案的典型价值体现为两个“首”：其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例”认定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其较为突出地涉及认定恶意诉讼时需考虑的“首要”问题，即权利基础问题。

　　当事人维权以权利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是两个概念，首先要有权，然后才谈得上对方有无侵权事实。

　　关于权利基础，专利权人在起诉前应问自己三个层次的问题，即“过三关”：

　　一是权利基础“有没有”。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曾就涉案专利权届满前终止的行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后申请撤诉并获准许。二审判决认为，随着其主动放弃启动权利恢复程序，涉案专利权终止的状态已经确定，且其应当知晓法律后果。

　　二是权利基础“稳不稳”。有时候，自己的专利权并不稳定，根本经不起无效程序的“考验”，起诉人对此“心知肚明”却“假装糊涂”，法官可能就会对其多打一个问号：“他真的是来维权的吗？”在最高法院知产法庭审理的另一案件中，专利权人隐匿对其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法院结合其他情况认定其系恶意诉讼。

　　三是权利基础“厚不厚”。如果专利权价值的“地基之薄”远不足以支撑索赔数额的“楼层之高”，法官可能就会对起诉人产生疑问：“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第一次诉讼获得法院支持的12.5万元赔偿，第三、四次诉讼却均提出高达450万元的损害赔偿请求，且在第四次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某科技公司450万元财产。二审判决认为，其明知缺乏权利基础，企图通过诉讼牟取不当利益的可能性极大。

“维权首先要有权，维多大的权首先要有多大的权。”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发起诉讼之易与被起诉人应对诉讼之难“本就不均”，如果起诉人连权利基础的“有”“稳”“厚”都做不到，就能把被起诉人的“事搅乱”、把经营秩序的“水搅浑”，于被起诉人而言“明显不公”，于经营秩序而言“绝不应容”。因此，在恶意诉讼案件中，对起诉人的权利基础进行审查，既是审理思路的“逻辑第一步”，也是实现公平的“正义第一步”。

《涉“导轨”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之三》（2025年11月19日）

典型意义：审慎，是法院处理案件与当事人行使权利均应遵循的要求。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于法院而言，“在适用诚信原则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起诉权时，应当审慎严格把握适用条件”；于当事人而言，“应当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该案二审综合考虑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在没有证据表明中山市某制品厂已经侵权或即将侵权的情况下”诱导其制造、销售相关产品并以该产品作为侵权证据提起诉讼，“在该案侵权事实明显难以成立的情况下”主张高额赔偿金并申请财产保全，“在侵权诉讼尚未结案前，明知其取证行为存在重大缺陷、存在较大败诉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向中山市某制品厂的客户发布侵权警告函等情况，认定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具有恶意。

　　可见，在该案中，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并未审慎地行使权利；而法院在判断其提起诉讼是否具有恶意时，始终考虑其系在“何种情况”下作出了“何种行为”，体现了对恶意诉讼适用条件的审慎把握。

　　应当说，该案既是对当事人“审慎”行权的倡导，又为法院“审慎”认定恶意诉讼提供了范例：对当事人进行某种具体行为的评价，需结合其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认善有依，定恶有据”。

　　该案源于专利权人的诱导取证行为，其裁判要旨明确：“专利权利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人已经侵权或者即将侵权的情况下，通过主动提供技术方案诱导实施侵权行为，并据此提起侵权诉讼，干扰、影响他人的正常经营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当事人取证，应“取之于正途，用之于正事”。该案所涉专利的名称是“一种导轨”，期待该案例能让有关市场主体引以为戒，将相关诉讼行为“导入正轨”。

《涉“成品罐”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2044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之四》（2025年11月19日）

典型意义：该案的典型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运用“以时机看动机，以标的看目的”的恶意认定方法。

　　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判断原告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是否构成恶意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在审查诉讼是否缺乏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起诉时机、诉讼风险、诉讼策略、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予以判定。”可见，认定恶意诉讼时需秉持系统观念，全面考量诉前因素与诉中因素、诉内因素与诉外因素等。

　　实践中，恶意诉讼的具体类型是多样的。本案是为阻挠对方上市而发起恶意诉讼的典型案例。在这种类型的恶意诉讼中，法院对两种因素尤为关注，一是起诉时机，二是诉讼标的。该案二审判决指出：“金某公司在灵某公司提出上市申请后、审核过程中提起本案诉讼，且提出畸高的索赔金额，使得灵某公司要承担上市审核中的诉讼信息披露义务，灵某公司也因此暂停了上市进程。”

　　二是针对恶意人的“具体想法”确定“惩治办法”。

　　实践中，恶意之人发起诉讼的具体意图多有不同，法院可针对性地从其具体意图着手，实现“精准惩治”。如果说“以时机看动机，以标的看目的”是判断起诉人是否具有阻挠对方上市之意图的方法，那么“消除影响”则是遏制此种意图之实现的途径。

　　除了赔偿合理开支，该案还判决金某公司发布公开声明，消除影响。“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和未来发展的判断，尤其对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影响更为突出”，恶意诉讼者阻挠对方上市的意图是通过给对方带来负面影响来实现的，法院则判其消除这种影响，尽可能地使其意图“落空”。

　　三是揭示恶意诉讼“起诉即侵权”的性质。

　　恶意诉讼之所以是侵权行为，不是因其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如何，而是“起诉即侵权”。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在恶意诉讼侵权责任认定中，起诉行为即为侵权行为，如果被起诉人启动无效程序系应对起诉行为的被迫选择，则因此支出的相关费用与起诉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起诉人应予赔偿。

《涉“罗汉果提取物”制备方法发明专利恶意诉讼案——（2021）最高法知民终1353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之五》（2025年11月19日）

典型意义：该案二审判决在说理时多次使用了“难以认定”“难以否认”“难言不当”等措辞，背后体现的是认定恶意诉讼时所秉持的审慎与谦抑原则。

　　发起侵权诉讼本来是为了维权，但在恶意诉讼者那里，却异化为侵权的手段。治理恶意诉讼是为了维护秩序，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增添整个社会民商事活动的不确定性。

　　审慎与谦抑原则，体现了司法的平衡之艺术；而平衡之艺术，体现的又是辩证之思维。该案二审判决在说理中多处体现了鲜明的辩证思维：

　　法律固然不能“纵人之恶”，但亦不能“强人所难”。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任何诉讼均有因证据不足、诉讼策略不当或者法律理解错误等原因而败诉的风险，不能苛求当事人在提起诉讼之初就要确保该诉讼最终的胜诉结果。”

　　法律适用可以“推定”，但不能“简单推定”。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不能简单以维权诉讼的不利结果推定提起诉讼者具有恶意。”

　　既要尊重诉讼活动的规范性，又要尊重具体个体的差异性。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当事人诉讼能力有强有弱，在诉讼活动中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改变提交的证据、改变诉讼行为亦属常见情形。”

　　结合这些考虑，该案从“反”与“正”两方面分析了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并非在对方准备上市之际提起诉讼便是恶意诉讼，并非在起诉后又撤诉便是恶意诉讼……在澄清这些可能的认识误区的同时，该案二审判决明确：“认定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应具备以下要件：所提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起诉人对此明知；造成他人损害；所提诉讼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第五百五十二条【并存的债务承担】

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新增典型案例1个：

《史某某、王某某诉某矿业公司、某联合集团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之四》（2025年11月5日）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法律地位平等。本案中，再审回溯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统筹考虑煤矿经营中常见的历史遗留债务、政府政策、市场波动等相关因素，精准分析各方权利义务的实质演变，穿透式还原交易本质。在此基础上，再审对股权转让价款、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等进行客观合理认定，并依法支持了个人作为煤矿原权利人的合法诉求。本案再审改判不仅实现了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救济，更是生动诠释了“平等保护原则”这一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要义，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注入“强心剂”，为以司法之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法治样本。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肖像权的保护；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使用或者公开肖像】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未成年人肖像，网络店铺承担侵权责任——陈某某诉苏州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违法犯罪惩处典型案例之一》（2025年11月20日）

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打击网络侵权，保护未成年人肖像权的典型案例。实践中，部分网络店铺经营者为降低成本不经肖像权人同意擅自使用肖像权人肖像。本案明确了网络店铺使用未成年人肖像，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同意，未征得监护人明确同意而擅自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成年人肖像的，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本案裁判有助于提升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人格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引导商家、网络用户、自媒体等在内的社会主体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切实转化为数字时代的日常实践，在全社会营造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良好风尚。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名誉权；名誉】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新增典型案例1个：

《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小王诉小李及父母侵权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违法犯罪惩处典型案例之二》（2025年11月20日）

典型意义：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处理与同龄人之间发生的摩擦，有时不够冷静客观，甚至通过班级群、社交账号等网络渠道发泄情绪，严重时还可能升级为网络欺凌，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明确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在网上发表言论受法律约束，未成年人侮辱、诽谤他人的，同样构成名誉权侵权。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引导未成年人妥善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未成年子女侵权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零二十九条【信用权】

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信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新增其他法律性文件2部：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第十条　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未作行政处罚或者作出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公示期满三个月的，由当事人登记地（住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停止公示。

　　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作出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决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或者移出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同时停止公示相应的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

　　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作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同时停止公示相应的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

　　同一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涉及多种行政处罚，以及同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其公示期以所涉期限中最长的为准。

　　第十一条　最短公示期届满后，当事人按照本办法规定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信用修复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二）已经主动采取相关整改措施，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三）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第十二条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当事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向其登记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一）因未按规定期限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经补报、公示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

　　（二）因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经履行信息公示义务；

　　（三）因未依法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经依法完成企业名称变更登记；

　　（四）因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者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经依法完成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者住所）变更登记，或者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者住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

　　（五）因其他违法行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已改正该违法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应当同时停止公示相应的经营异常名录列入信息。

　　经营主体迁移的，迁出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协助迁入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其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第十三条　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当事人，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在公示期满一年后，按照本办法规定向作出列入决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出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一）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行政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二）已经主动采取相关整改措施，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三）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公示期满三年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出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相应管理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提前移出。

　　因受到行政处罚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出的，应当同时停止公示相关行政处罚信息，本办法对相关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期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通过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或者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现场申请信用修复。

　　申请信用修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信用修复申请书；

　　（二）申请人主体资格文件；

　　（三）守信承诺书；

　　（四）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实施整改等相关材料。

　　前款所需材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能够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的，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材料。不予受理的，应当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后，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网上核实、书面核实、实地核实等方式，对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实施整改等情况进行核实。

　　第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其中，因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者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申请移出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核实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当事人申请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或者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移出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因案情复杂或者需要进行核查等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准予信用修复的，应当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后作出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信用修复相关数据处理等工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决定不予修复的，应当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后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信用修复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修复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经当事人同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信用修复决定书。

　　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应当提供信用修复相关决定电子文书下载功能。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信用修复决定书，当事人提出需要纸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提供。

　　电子文书与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当事人依法注销后，由其登记地（住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将当事人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当事人登记地（住所地）与作出行政处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决定、实施抽查检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一致的，当事人登记地（住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信用修复信息同步推送至上述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当事人依法注销后，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其他相关责任人等受到的任职资格限制或者从业限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自主公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准予信用修复决定或者依法停止公示后，当事人可以申请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停止公示。

　　第二十二条　在企业破产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企业可以持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或者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向其登记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临时信用修复申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采取暂时屏蔽相关失信信息、添加“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执行中”声明等方式，暂时解除相应失信惩戒措施，推动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顺利执行。

　　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企业可以持人民法院确认重整计划或者认可和解协议执行完毕的裁定书，向其登记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对于已经纠正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或者实施整改的企业，其登记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停止公示相关违法失信信息。

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未执行成功的企业，其登记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恢复公示其违法失信信息。

《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第二条　信用主体依法享有信用修复的权利。除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修复的情形外，满足相关条件的信用主体均可按要求申请信用修复。

第十二条　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行业主管部门认为确有必要公示的，公示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且法定责任履行完毕即可申请修复。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

　　最短公示期届满后，信用主体方可按规定申请信用修复。最长公示期届满后，相关信息自动停止公示。对达到最长公示期但未纠正失信行为或未完全履行相关义务的，按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同一失信信息涉及多种处罚类型的，其公示期限以期限最长的类型为准。对附带期限的处罚，在相关期限届满前，该行政处罚信息不得提前终止公示。“信用中国”网站涉及自然人的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法律、行政法规对相关信息公示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信用修复的办理

　　第十三条　“信用中国”网站统一接收信用主体主动提出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行政处罚、异常名录等信息的信用修复申请，并按照“谁认定、谁修复”的原则，推送给认定失信信息的行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有关部门、单位（以下统称“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办理修复。

　　对尚未建立信用修复系统的行业主管部门，“信用中国”网站为其开设账号，由其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办理修复。

　　第十四条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信用主体，可以向“信用中国”网站申请信用修复：

　　（一）达到最短公示期限；

　　（二）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规定的义务；

　　（三）公开作出信用承诺，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

　　（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的，应向“信用中国”网站提供以下材料：

　　（一）纠正失信行为、履行法定义务等证明材料；

　　（二）信用承诺书；

　　（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信用中国”网站一般应当自收到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反馈信用修复结果。

　　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当自收到“信用中国”网站推送的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信用修复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当自受理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信用修复结果提供给“信用中国”网站。因案情复杂或需进行核查，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办理修复决定的，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　失信信息认定单位作出信用修复决定的，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将信用修复结果告知申请人。失信信息认定单位作出不予信用修复决定的，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告知信用修复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信用修复申请人对信用修复不予受理决定、不予修复决定，以及对失信信息公示内容有误、公示期限不符合规定等存在异议的，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或直接向失信信息认定单位提出异议申诉，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信用中国”网站收到异议申诉申请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推送至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当自受理异议申诉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将处理结果提供给“信用中国”网站。因情况复杂需延长核查期限的，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提前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程序终结前，除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认定需要停止执行的，相关行政处罚信息不暂停公示。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终结后，行政处罚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原处罚机关应当及时将结果报送信用平台网站，信用平台网站应当及时撤销或修改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执行期间，重整企业或管理人可以持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向“信用中国”网站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最小必要原则，临时屏蔽违法失信信息，临时解除可能影响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执行的限制措施。

　　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未执行成功的企业，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当恢复其原有违法失信信息公示状态。

　　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重整企业或管理人可以持人民法院确认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执行完毕的裁定书，向“信用中国”网站申请信用修复。

第四章　信用修复的协同联动

　　第二十一条　授权机构应当保障信用修复申请受理、审核确认、信息处理等流程线上正常运行。

　　第二十二条　地方信用平台网站运行机构应当配合授权机构做好工作协同和信息同步。

　　第二十三条　信用平台网站与有关政府部门的信用信息系统建立数据共享机制，确保信用修复信息及时同步更新。

　　第二十四条　从“信用中国”网站获取失信信息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应当建立信息更新机制，确保与“信用中国”网站保持一致。信息不一致的，以“信用中国”网站信息为准。

　　授权机构定期对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信息更新情况进行督促指导。更新修复信息不及时，影响信用主体合法权益的，授权机构可以暂停或者取消向其共享信息，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子女的抚养】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新增典型案例1个：

《纪某诉苏某抚养纠纷案——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中国反家暴典型案例之八》（2025年11月21日）

典型意义：1.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在家庭成员亲历和未成年子女目睹过程中均可能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本案中，在案证据足以证明纪某实施了家庭暴力，特别是其在苏某怀孕、哺乳期间实施家庭暴力，危害性更为明显。为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避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面临人身权益和亲子关系的双重侵害，法院在家事纠纷审理中，应当将家庭暴力作为就未成年子女抚养争议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给予消极评价。故本案中法院裁判将纪小某变更为由苏某抚养。

2.审判实践中，法院签发此类人格权侵害禁令主要是为了及时制止不法行为并让未成年子女恢复原来正常生活状态，但不应据此而笼统判断抚养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当施暴人侵害受暴人和子女权益时，受暴人将子女带离原住所则具有一定的自助意义。在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司法解释设置的兜底条款也为防止权利滥用和对未成年人延伸保护等提供了依据。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应予保护，同时，对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亦应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在抚养权裁判时的不利后果。

3.从国际标准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框架要求，“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案件中，决定监护权和探视权时应考虑受害人和儿童的权利安全”。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是世界共识。本案裁判变更抚养关系，切实保护儿童身心健康，进一步体现预防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司法理念，也是切实贯彻《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为妇女儿童在婚姻家庭领域的人权提供了切实有力的司法保障，符合国际标准要求。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新增典型案例1个：

《许某诉郑某离婚案——判决支持家务劳动补偿金及离婚损害赔偿金，保障受暴全职家庭妇女财产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中国反家暴典型案例之七》（2025年11月21日）

典型意义：1.妥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保护受暴妇女离婚后免受骚扰。郑某多次实施家庭暴力，依法应当判决准予离婚。双方主要的夫妻共同财产是两套房屋和7间商铺。许某主张按评估价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要求由其分得现居住的大房屋和相邻的两间商铺，其他财产归郑某所有并由郑某折价补偿。法院在审理中充分考虑了涉家暴案件的特殊性，关注如何通过合理的财产分配实现对受暴妇女的长期保护。考虑到许某主张的两间商铺不仅带有稳定租约，可以保障其离婚后获得持续租金收入，而且这两间商铺与其他五间商铺之间有人行道自然隔开，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营区域，既便于许某离婚后独立经营管理，又能避免今后因商铺相邻遭到郑某骚扰或暴力威胁。基于上述考量，法院支持了许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一裁判思路体现了法院在审理涉家暴案件时不仅关注受害妇女当下的权益保护，更着眼于未来生活安宁的前瞻性考量，充分展现了司法机关的人文关怀和司法智慧。

2.肯定家务劳动价值，判决支持家务劳动补偿金及离婚损害赔偿金，给予受暴家庭妇女双重保障。许某婚后按双方家庭分工承担在家全职承担抚育4名子女、操持家务、维系家庭运转的责任，更为丈夫安心在外经营、积攒家庭财富起到积极作用。本案充分认可妇女家务劳动的贡献，支持了女方全部财产分割请求、家务劳动补偿金的同时，判决许某获得离婚损害赔偿金，以司法裁决体现对家庭暴力的否定性评价和对受害者的精神抚慰。

3.判决充分体现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33号一般性建议，法院仔细考虑了案件事实和女方作为全职主妇尽力支持丈夫在外工作的背景，保障处于权力、财富不平等地位中的女方得到法律平等保护，从司法层面肯定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

新增法律法规文件简称——全称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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